在第二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孟涓涓表示，基于“文化、技术和隐私态度”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人对隐私非常关注，但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对个人信息的使用表现出较高接受程度，尤其在公共事务方面。中国人更加信任政府监督，而其他国家更信赖市场或者行业自治。数据安全技术的使用能普遍减少个人信息被搜集的介意程度，但对人脸识别相关功能的使用态度影响不大。以上结论来自光华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平台和旷世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委员会的联合研究。孟涓涓表示，团队从中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德国、沙特阿拉伯六国选取了代表性样本4500人，在2020年11月份进行在线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高于其他五国，也是六国中最在乎隐私的。但中国人并不是六国中最担心隐私安全问题的，对人脸识别的接受程度也最高。

　　对于隐私态度的调查结果，孟涓涓表示，中国人重视隐私但不是最担心隐私安全，可能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此外，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规模应用，也增加了中国人对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的了解和接受程度。

　　对于隐私问题的担忧，调查结果显示出了明显的跨文化差异。中国人最担心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会影响财产和数据资产安全，还有对个人日常生活产生打扰。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在乎个人信息披露上要有自由选择权。

　　对于在隐私问题上更信任的企业特性，中国与其他国家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人认为，跟政府相关的企业特性最能打消隐私顾虑，而欧美国家更相信企业和行业自治。

　　“中国人认为，政府监管力足够强，有完善的隐私保护政策，与政府部门有合作的企业更值得信任。德国、日本、新加坡更看重企业对隐私问题的伦理道德重视程度，以及企业严格遵守隐私法规的声誉。美国与沙特则更重视企业在使用和共享数据之前是否向用户请求权限。”孟涓涓表示。

　　在隐私观念问题上，亚洲各国也展现出了一些近似特性。中国、日本、新加坡三国普遍更介意商家使用个人信息进行个性化服务、定价及优化算法。

　　对于使用个人信息进行公共政策辅助决策，中国人的接受最高，介意程度最低。孟涓涓表示，这可能是因为人工智能应用于抗击疫情的公共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可能与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有很大关系。

　　对于数据安全技术是否能被公众理解和信任，研究团队进行了随机控制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正在逐步采用的信息安全技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大部分人对个人信息被搜集的介意程度，但人们对人脸识别的抗拒比较强硬，即便使用信息安全技术，人们的态度也没有明显改变。